世界各地的公民和政策制定者都在努力探索如何限制公司对个人数据的使用（包括对私人各类信息的应用方式）。但每个人对私人信息和隐私保护负责人的观点差异很大。就像线上网络世界的隐私一样，现实世界的隐私也因人而异，情况各不相同。

大多数隐私概念始于身体。社会科学家发现，每个人在他们的近身处都有一个亲密区域，和一个范围稍大点的个人区域，除此之外，还有社区区域和公共区域。

这些区域的大小和它们之间界限的稳固性因文化而异。例如，墨西哥人的亲密区域比英美人小，因此当这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话时，墨西哥人会走得更近，想要进入对方的个人区域。英美人则会认为这是对私密空间的侵略便后退。这时墨西哥人认为后退一步是表示冷漠，并可能通过再次靠近而寻求重新接触。人们很容易在拥挤的公共场所感受到威胁，正是因为陌生人进入了他们的私密区域。

许多文化还根据身体区域和允许进行身体接触的人的身份来定义隐私。例如，在许多文化中，作为朋友的男人们会握着手，互相触摸对方的脸和躯干。然而，在其他文化中，这种接触仅限于浪漫的伴侣。唾液，尿液，指甲和头发等身体物质通常都是私密或秘密的。一些文化里，人们相信可以用它来诅咒甚至杀死一个人。让某人接触这些物质意味着你非常信任他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非洲的某些地方，人们在握手之前会向掌心吐唾沫。这样的行为在过去的美国也很常见。

1979到1980年，我住在伯利兹南部的一个凯克奇玛雅村，在那里我学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隐私定义。年长的女性裸露着身体，但没有人盯着她们的乳房。整个家庭住在同一个房间——这意味着他们是当着其他家人面前穿衣服甚至做爱。没有人感到不自在，因为其他人不会去看对方。

他们的房子是由手工凿成的木板，充满了缝隙和开口，所以如果有人靠近，任何人都可以向内看，但没有人这样做。适当得体的举止是站在离门20英尺的地方，并打电话询问是否有人在家。只有受到邀请时，你才能接近。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不享有这种“保护”，所以每天早上醒来时都有一群学童从我的墙上窥视，希望看到这个白人是如何生活的。

1985年我在阿姆斯特丹生活时发现了类似的情形。让我惊讶的是大多数建筑物的地面窗户都没有百叶窗或遮盖物——路人可以直视某人的起居室或餐厅。

人们告诉我他们不觉得他们像住在鱼缸里，因为他们希望没有人会看。毋庸置疑，没有人会承认偷窥。即使有人作偷偷摸摸的样子，他们也绝不会公开谈论这件事。

这些例子表明，即使没有四周的围墙，“没有人在看我”也是种可能存在的想法，因为你的行为是被保密的，这意味着即使有人看到你，他们也不会向你提起或告诉他人。这样的可能性需要一个完善的行为准则规范——紧密的社区维护公共行为的标准，并对任何违法行为施加相应社会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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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关于隐私和身体接触的观念在北美和欧洲发生了巨大变化。在18和19世纪，每个家庭在一个房间里睡觉，通常有很多人共用一张床。美国殖民地的旅行者经常在旅馆里与陌生人共用床铺。

直到20世纪初之后，美国才开始认为每个孩子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房间，男孩和女孩应该被分开。直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人买不起有足够空间可以进行这样安排的房屋，父母便选择跟孩子一起睡觉。

个人隐私观念的变化是缓慢的。随着美国家庭的空间变大，年龄较大的孩子通常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甚至是独立的公寓。尽管如此，儿童和青少年（以及老年人）被允许拥有隐私生活的程度仍存在争议，同样关于父母权威和家庭权力的争论也时常发生。

有一段时间，美国人可以依靠社区规则和当地法律来保护他们的隐私。然而，在过去的20年里，由两个政党的政府领导的美国政府选择让民众自己对自己的隐私和整体安全负责。

例如，公司利用了用户们的信息，只要公司用模糊的法律术语告诉人们他们想做什么——用户可以对其进行选择。但选择通常是“接受”或“不使用软件或网站或服务”。

这与监管精神相同，允许患者询问医生是否需要开始服用特定药物。实际上没有人有时间阅读每一个隐私声明，这带来了各种麻烦：拉黑电话推销员，检查有危险交互的药物，或者确保提供食物的商家没有广告营销。

公司已经看到了在私人责任的限制和政府采取行动意愿之间赚钱的机会。他们已经入侵美国人的“亲密区域”并且正在努力成为“亲近的伙伴”。除非通过政府集体实施实际限制，否则这些数据驱动的公司将继续努力获取信息，无论我们喜欢与否。